米塞斯：通货膨胀的真相揭秘（深度好文）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1881－1973），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促成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学者。被誉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院长”。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
如果鱼子酱的供应和土豆的供应一样充裕，鱼子酱的价格——也就是鱼子酱和货币，或者鱼子酱和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率——也会极大变动。那样的话，人们能够以比今天小得多的代价获得鱼子酱。同样，如果货币的数量增加，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就下降，每个货币单位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也就下降。
16世纪美洲的金银矿被发现和开采以后，大量贵金属被运往欧洲。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是欧洲物价上涨的普遍趋势。同样，今天，政府增加纸币数量后，结果是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开始下降，物价上涨。这被称为通货膨胀。
不幸的是，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一些人更喜欢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价格上涨而不是货币数量增加。
然而，从来没有过任何针对价格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或者货币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交换率的严肃论证。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没有什么比制造一些印着特定货币数目的纸张更容易的事情了。在美国，所有纸币都一样大小，印刷一千元的纸币不比印刷一元的花费更多。这无非是耗费同样数量的纸张和墨的印刷过程而已。
在18世纪，人们首次试图发行纸币，并且赋予这些纸币法定货币的性质的时候，也就是说让纸币在交易中具有和金银相同的地位，政府和民众相信银行家们掌握一些秘密知识，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当18世纪的政府陷入财政困难时，它们认为需要做的不过是任命一位聪明的银行家掌管金融管理以摆脱一切困难。
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些年里，当法国王室陷入财政困难时，法国国王找到了这么一位聪明的银行家，并委以重任。这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是与截止当时统治法国的那些人相反的人。首先，他不是法国人，他是外国人——日内瓦的瑞士人奈克尔（Jacques Necker）。其次，他不是贵族，他是个地道的平民。在18世纪的法国，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于是奈克尔先生，著名的斯太尔夫人的父亲，成为财政部长，所有人都指望他解决法国财政问题。但是尽管人们对奈克尔先生有很大信任，王室钱囊仍然空虚——奈克尔的最大错误在于，他财政资助美洲殖民者对抗英国的独立战争，但却没有增加税收。这当然不能有助于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
政府的财政问题不可能有秘密的解决办法；如果政府需要钱，它就只能向公民征税（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向有钱人借钱）。但是许多政府，我们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政府，认为有另一个办法获得所需的钱；干脆把它印出来。
如果政府想做善事，比方说想建医院，为这个项目筹集资金的办法就是向公民征税并且从税收中拨款。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特别的“价格革命”发生，因为当政府筹集资金用于建医院时，公民——由于缴税——必须缩减开支。纳税人必须限制其消费、投资或者储蓄。政府在市场上作为买方出现，它替代了公民：公民买的少了，政府买得多了。当然，政府并不总是会购买公民原本要购买的东西，但是平均而言政府建医院不会引起价格上涨。
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人们有时候说：“政府把钱花在什么用途上是不同的。”我想假定政府总是把印出来的钱用在最好的用途上——我们都同意的用途；带来那些我们称为通货膨胀的那些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好的后果的，不是政府花钱的方式，而是政府取得钱的方式。
例如，政府能够用税收雇用新的人员或者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而不致引发通货膨胀。于是这些薪水上涨的人就能够购买更多。当政府向公民征税并将这些钱用于提高政府工作人员薪水，纳税人能花的钱就少了，政府工作人员的钱就多了。一般价格并不上涨。
但是如果政府不征税，而是使用新印发的钱，那就意味着有些人更有钱了，而所有其他人还是有同样的钱。于是那些得到新印发的钱的人将与那些从前是买主的人竞争。由于商品并不比以前多，但是市场上的货币却多了——而且由于一些人能够比以前购买更多——对同样数量的商品的需求增加了。因此价格上涨。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论这些新印发的钱怎么用。
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上涨的趋势会逐步发展；这不是所谓“价格水平”的普遍上涨。永远不要采用“价格水平”这个比喻性表达。
当人们谈论“价格水平”的时候，他们想的是像水槽里的水，根据数量增减升降但表面永远平整的液面。但是就价格而言，不存在“水平”这样的东西。价格并不同时同样程度地改变。总有一些价格变动更快，比其他价格上涨下降得更快。这是有原因的。
考察一下政府工作人员获得新增加到货币供应中的新货币的情形。人们今天并不购买和昨天种类数量都一样的商品。政府印制并且在市场发行的新增货币并非用于购买一切商品和服务。它被用于购买某些商品，于是这些商品价格上涨，而其他商品的价格还维持新增货币进入市场前的价格。因此，通货膨胀发生时，人口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那些最早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首先获得临时收益。
当政府为了发动战争而实行通货膨胀时，它必然购买军火，最先得到新增货币的是军火工业及其工人。这些群体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们利润更高，工资更高，生意兴隆。为什么？因为它们是最早得到新增货币的。现在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就花了。这些军火业人士购买的商品是另外一些人制造和销售的。
这另外一些人构成了第二个群体。他们认为通货膨胀对于生意很好。卖得更多不是更好吗？例如，军火工厂附近的餐厅老板会说：“真是太好了！军火工人比从前富裕了；现在来吃饭的人比以前多了；他们都照顾我这餐厅，我很高兴”。他没有理由不高兴。
情况是这样的：这些最早得到增发货币的人现在收入提高了，但他们仍然按照通货膨胀前夕的市场价格购买许多商品和服务。因此，他们的处境十分有利。于是通货膨胀逐步继续，从一个群体扩展到另一个群体。所有那些在通货膨胀的早期得到增发货币的人都收益，因为他们仍然按照对应于前一阶段的货币商品交换比率的价格购买一些商品和服务。
但是还有一些人群，增发货币很晚很晚才到达他们手中。这些人群处于不利地位。在增发货币到达他们手中之前，他们被迫为他们想买的某些——其实是为所有——商品支付更高价格，而他们的收入却和以前一样，或者没有与价格成比例增长。
例如，考察一下二战中的美国。一方面通货膨胀有利于军火工人、军火行业以及枪炮制造商，而另一方面，它损害了其他人群。而受通货膨胀之害最深的是教师和牧师。
如你们所知，牧师是非常谦卑的伺服上帝的人，一定不会过多关心钱。教师也一样，人们认为他们应当更多地考虑教育年轻人而不是他们的薪水。因此，教师和牧师是最受通货膨胀之害的人群，各个学校和教堂是最后认识到必须提高薪水的。当教会长老们和学校理事们最终发现他们应当提高这些献身奉献的人员的薪水之后，他们早期遭受的损失也没有得到补偿。
长期以来，他们必须比以前缩减购买，节制消费好的昂贵的食物，限制购买衣服——因为价格已经上涨，而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薪水，还没有提高。（这个状况今天已经大为改观，至少对于教师来说）
可见，通货膨胀总是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一些人群来说，通货膨胀不那么糟糕；他们甚至要求它持续下去，因为他们是最先获益的。
在通货膨胀带来的这些变化影响下，一些人群受益，一些人群直接获取暴利。我用“暴利”这个词并非指责这些人，因为有人应对此负责：正是政府实行了通货膨胀。而且总是有人喜欢通货膨胀，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早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特殊利益得自这样一个事实：通货膨胀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均匀性。
政府可能认为通货膨胀——作为募集资金的方法——比总是不受欢迎难以实行的税收好。在许多富裕的大国，立法者们经常几个月地讨论由于国会决定增加开支而必须征收的各种新形式的税收。讨论了通过税收获得钱的各种方法之后，他们最终决定，或许用通货膨胀获得钱更好。
当然，“通货膨胀”这个词不会被使用。打算实行通货膨胀的当权政客不会宣布：“我要实行通货膨胀了”。实行通货膨胀的技术方法十分复杂，普通公民无法意识到通货膨胀已经开始。
历史上最大的通货膨胀之一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帝国。通货膨胀在战争期间并不那么严重；造成灾难的是战争之后的通货膨胀。政府并没有说：“我们即将通货膨胀”。政府只是很直接地从中央银行借钱。政府不管中央银行怎么找到这些钱。中央银行只需印出来。
今天，通货膨胀的技术由于支票的存在而复杂了。它采用了另一种技术，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政府大笔一挥，创造出法定货币，于是增加了货币数量和信用。政府只需发布命令，法定货币就有了。
政府起初不在意一些人会受害，它不在意价格上涨。立法者说：“这个制度太好了！”但是这个奇妙的制度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它不可持续。如果通货膨胀能够永远持续，那就没有必要告诉政府说不应通货膨胀。但是关于通货膨胀的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它迟早要终结。它是个不可持续的政策。
从长远看，通货膨胀最后以货币的崩溃告终；它导致大灾难，像1923年的德国那样的状况。1914年8月1日，1美元价值4马克20芬尼。9年零3个月以后，1923年11月，1美元汇价为4.2万亿马克。换句话说，马克一文不值了。它不再有任何价值。
一些年前，著名的凯恩斯写道：“从长远看我们都要死去。”我很遗憾地说的确如此。但问题是，短期有多远？18世纪一位著名的女士蓬皮杜女士说了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蓬皮杜夫人幸运地早死了。她的继任者杜芭丽夫人没有早死，被砍了头。对于很多人来说，“长远”很快就成了“眼下”——通货膨胀越长久，“眼下”到来得越早。
眼下能持续多久？中央银行能够实行通货膨胀多久？或许就是人们相信政府或迟或早——但肯定不会太迟——将停止印钱因而停止贬值货币单位的时间。
当人民不再相信这一点时，当他们认识到政府会不停地继续下去时，他们就会明白明天价格会更高。于是他们就会不管什么价格都购买，导致价格无限上涨，直到金融体系崩溃。
我说的是全世界都观望着的德国的情形。许多书描述了那时的事情（我不是德国人，是奥地利人，但是我是从内部看待这一切的：奥地利的情况和德国没有很大差异；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没有很大差异）。有好几年，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的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结束。他们相信了几乎9年，直到1923年夏天。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人们认为随便买什么都比把钱存在口袋里好。不仅如此，他们明白了不应把钱借出去，借债倒是有利的。于是通货膨胀加剧。
就这样直到1923年11月20日。之前群众一直相信通货膨胀的货币还是真实的货币，但是那一天他们发现情况变了。1923年秋天德国通货膨胀末期的时候，德国工厂每天早上预付当天工钱。工人和妻子一起来到工厂，工人立即把当日工钱——数百万的马克——交给妻子。女人就立即去商店买东西，不管什么东西。当时大多数人都知道，马克的购买力每过一天就降低50%。货币就像炉子里的巧克力一样在人们的口袋里融化。德国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没有持续多久；几天之后，这场灾难过去了：马克一文不值了，必须用新的货币了。
那位说过“从长远我们都会死”的凯恩斯勋爵是20世纪鼓吹通货膨胀的众多人士之一。他们都反对金本位。凯恩斯攻击金本位为“野蛮遗迹”。今天大多数人也认为回复金本位是无稽之谈。比方说在美国，如果你说“美国迟早要回到金本位”，人们会认为你痴心妄想。
然而，金本位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金本位下的货币数量与政府和政党的政策无关。这就是它的好处。它是防止政府成为败家子的措施。在金本位下，如果人们要求政府有新的开支项目，财政部长就会说：“我到哪里弄钱？先告诉我怎么筹款”。
在通货膨胀制度下，对于政客来说，没有什么比命令政府印钞机构印出项目所需的钞票更简单的事情了。在金本位下，健全的政府有好得多的做法；其领导人可以对人民和政客们说：“我们不能那么做，除非提高税收”。
但是在通货膨胀状态下，人们习惯于认为政府拥有无限的手段，国家什么都能做得到。比方说，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公路网络，人们就要求政府建造。但是政府从哪里筹钱呢？
人们可以说，在今天的美国——甚至过去，在麦金利（McKinley）时代——共和党主张稳固的货币和金本位，民主党主张通货膨胀，当然不是纸币膨胀，而是银币膨胀。
然而，1880年代末期否决了国会拨出一小笔款项——大约10000美元——救助遭受某个灾害地区的决议的，却是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总统。克利夫兰总统这么解释他的否决：“为政府分忧解难是公民的义务，但为公民分忧解难却不是政府的义务”。每个政治家都应该把这段话写在办公室的墙上给那些进门要钱的人看。
我被迫简化这些问题是出于无奈。在金融体系中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假如它们像我在这里描述的那样简单，我就不会写关于这些问题的长篇著述了。但基本原理就是这个：如果你增加货币的数量，你就降低了货币单位的购买力。那些个人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们不喜欢这样。受到通货膨胀之害的人们于是就反对通货膨胀。
如果通货膨胀有害，并且人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它为什么在所有国家几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呢？甚至一些最富裕的国家也不能免受其害。今天的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着最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你去美国，你会发现人们不停地谈论通货膨胀，谈论必须制止它。但只是谈论；没有行动。
看看一些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回到了战前的英镑黄金平价。也就是说，英国提高了英镑价格。这提高了工人工资的购买力。在不受阻碍的市场上，名义货币工资会相应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会受影响——这里没有时间讨论原因。但是英国的工会不愿意在货币单位购买力上升的同时接受货币工资率下调。因此，实际工资由于这个货币措施大幅上涨。对于英国，这是场严重的灾难，因为英国是个工业国，必须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粮食才能生存，必须出口制成品支付这些进口。随着英镑国际价值的上涨，外国市场上英国产品的价格上涨，销售和出口下降。英国实际上退出了世界市场。
工会是不可战胜的。今天你们都知道工会的力量。它有采取暴力的权利，事实上是特权。因此工会的命令可以说和政府法令一样管用。政府法令是政府的执法机构——警察——随时准备实施的命令。你必须服从政府法令，否则警察就该上门了。
不幸的是，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能够实施强力的第二个势力——工会。工会决定工资，得不到便罢工，与政府的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并无二致。这里我不讨论工会的问题；以后再论述。我只想表明，工会的政策是把工资水平提高到不受阻碍的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之上。因此，大量潜在劳动力只能被那些准备承受亏损的人或企业雇用。企业不可能持久亏损，只好关门大吉，人们失业了事。把工资水平设定在不受阻碍的市场水平之上总是导致大量潜在劳动力的失业。
在英国，工会实施高工资的后果就是年复一年持久的失业。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生产下降。甚至专家也困惑不解。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它认为必需的紧急举动：货币贬值。
结果是，工会坚持的货币工资的购买力不再是原来的了。实际工资也就是实物工资减少了。现在工人能买的东西不如以前多了，虽然名义工资还是那么多。政府想，这样，实际工资水平将恢复自由市场水平，失业会消失。
这个措施——贬值——被许多其他国家采取，法国、荷兰、比利时。一个国家甚至在一年半内两次采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可以说是偷偷摸摸地对抗工会权力的办法。然而不能说它是个真正的成功。
几年以后，人们——工人们，甚至工会——开始明白了。他们逐渐认识到货币贬值降低了他们的实际工资。工会有能力反抗。在许多国家，工会在工资合同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货币工资必须自动随价格上涨而提高。这被称为价格指数系数（indexing）。工会关注价格指数了。于是，英国政府在1931年采取的——后来被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政府采取的——减少失业的方法、这种“解决失业”的方法今天不再起作用了。
1936年，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勋爵不幸地把这个方法——1929-1933年间的紧急措施——提升为一条原则，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他是这么论证的：失业不好。如果要消除通货膨胀就必须通货膨胀。
他清楚地认识到工资水平可能对于市场来说太高了，也就是说雇主增加劳动力无利可图，因而从全体劳动人口的观点看太高了，因为在工会规定的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水平下，那些急切希望挣钱的人中只有一部分能够有工作。
凯恩斯还说，年复一年的大规模失业当然是十分令人不满的状况。但是，他没有主张工资水平能够而且应当按照市场状况调整，而是说：如果贬值货币而工人们却没有能够认识到贬值，那么只要名义工资保持不变他们就不会阻挠实际工资的下降。换句话说，凯恩斯勋爵是说，如果人们今天得到的钱和货币贬值前一样多，他们就会意识到实际上现在的钱少一些。
用老式语言说，凯恩斯主张欺骗工人。他没有公开要求工资水平必须按照市场状况被调整——因为否则一部分劳动力就不可避免地失业——而是说：只有通货膨胀才能实现完全就业。欺骗工人吧。然而，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通论》出版后，就不再能够欺骗了，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价格指数了。但是完全就业的目标仍然不变。
“完全就业”意味着什么呢？它只能靠不受工会或者政府操纵的不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在这样的市场上，每种劳动力的价格都达到这样的水平：想找工作的能找到，想雇人能雇到。劳动力需求上升，工资水平就会上涨，反之则会下降。
实现“完全就业”的唯一方式是维护不受阻碍的市场。劳动力是如此，商品也是如此。
一位想以5块钱价格出售一件商品的生意人怎么做呢？如果他以这个价格卖不出去，美国的技术术语就叫“不走货”（the inventory does not move）。但是货必须得走。他不能压货，因为他得购买新东西，时尚在变化。于是他降价出要他还做生意就没选择。他必须承受亏损，而那些亏损是由于他对市场对他的产品的预期是错误的。
每天从农村进城赚钱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也是一样。每个工业国家都有这番景象。在美国，他们来到城市希望每星期挣——比方说——100美元。这或许做不到。于是如果找不到一星期100美元的工作，他就得干90美元或者80美元或许更少的工作。但是如果他——像工会那样——坚持“100美元，要么不干”，那么他或许就得失业。（许多人不在乎失业，因为政府发放失业救济——来自向雇主征收的特别税——有时候会和工资差不多高）
由于某个群体的人士相信完全就业能够通过通货膨胀达到，通货膨胀在美国是为人们接受的。但是人们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坚持坚实的货币听任失业呢，还是实行通货膨胀实现完全就业？其实这是非常有害的问题。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发问：如何才能改善工人和所有其他群体的状况呢？答案是：维护不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并因而达到完全就业。我们的选择是，工资应当由市场决定还是应当由工会的压力和强制决定？选择不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
对这个问题的错误分析在英国、欧洲大陆甚至美国都有人主张。一些人说：“瞧啊，美国都实行通货膨胀。我们为什么不也这么干？”
对这些人人们首先应当回答说：“富人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他承受愚蠢的时间比穷人长。”这就是美国的境况。美国的金融政策很糟糕，而且越来越糟糕。也许美国能够承受愚蠢的时间比其他一些国家长久一些。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通货膨胀不是天意；通货膨胀不是自然灾害或者瘟疫爆发。通货膨胀是个政策——是那些认为它不如失业有害的人们蓄意实行的政策。但事实是，长远看来（不用太长远），通货膨胀并不能克服失业。
通货膨胀是个政策。而政策是能够改变的。因此没有理由屈从通货膨胀。如果人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不好的，那么就得制止它。政府收支必须平衡。当然了，公众舆论必须支持这么做；知识分子们必须帮助人们理解。有了公众舆论的支持，人民选举的代表当然能够废除通货膨胀政策。
我们必须记住，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短期，我们应当尽可能好地安排我们的事务。达到这个目的所需的措施之一就是废除通货膨胀政策。
（本文译者：彭定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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